給工程師成長營造有利環境馮永鋒 齊芳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主席 李怡章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,中國工程院院士 朱高峰 上海寶鋼集團能源部部長 鄒寬 11月3日,2004年世界工程師大會在上海拉開帷幕。開幕式上播放了一個短片,不同膚色、不同語言的孩子們,發出一個同樣的聲音:“我要做一名工程師”!但是,在我國,一方面是市場上需要大量合格的工程師,另一方面很多人卻對當工程師心存疑慮。生存環境欠佳,一直是困擾中國工程界的一個難題,也是《洛桑報告》(《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》)長期以來認定我國的科技競爭力居于“中等偏下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那么,該如何改善中國工程師的生存狀態?我們請三位嘉賓就此發表看法。
“教授級高工”的尷尬
記者:我們出去采訪,經常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稱呼,就是某某人被稱為“教授級高級工程師”,這是怎么回事呢?現在為什么很多工程科技人員不愿意走工程師的路,而更樂意走學問之路?
朱高峰:工程師是要踏實工作在第一線的,相對工作環境比較艱苦,比如地質工程師等,在沒有重大成果出現以前,都是很默默無聞的。但其實從事研究也需要坐長時間的冷板凳,而且我認為,動手能力對科研方向的明確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很有幫助,所以,工程師未必沒有“學術能力”和“學術機會”。但現在,由于工程師職稱評定制度還不完善,高級工程師相當于副教授,從名稱和待遇上來講,本身就是“承認”教授要比工程師出色?,F在出現了很多教授級高級工程師、研究員高級工程師,這也是對作出很大貢獻的高級工程師們的無奈之舉。
鄒寬:其實,教授和工程師只是分工的不同,二者之間沒有誰比誰高,誰比誰低的問題。但在當前,這個問題確實存在。在大部分中小企業中,沒有很多的錢進行科研,工程師們主要進行維護工作,沒有多少科研創新。不像從事基礎研究的教授那樣容易出成果。社會把焦點集中在教授身上,自然公眾就會更加“偏向”教授。教授待遇是由國家來保證的,教授從事項目研究還有很多優惠政策,但工程師的待遇是同所在企業效益掛鉤的,從某種程度上講,不如教授穩定。另外可能跟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有關。中國人傳統上就是比較重理輕工的。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,現在很多大型企業都設立了研究院,有些還設有博士后流動站;我們寶鋼研究院一年的科研經費幾個億人民幣,不客氣地說,我們的創新成果比很多大學都多,我們工程師的科研水平絕對不比教授差。
李怡章:我知道中國的“教授”或者“研究員”可能把研究作為職業,研究是他們的專長,但作為工程師應該用兩只手工作,一方面認真研究,另一方面要和社會密切交流。
“行政工程師”還是“注冊工程師”
記者:請描述一下您所了解的工程師的生存狀態。如果說工程師的發展受制度障礙限制的話,有哪些制度影響著工程師?
朱高峰:在我國,工程師是一種技術職稱?!拔母铩币郧?,工程師完全是通過行政任命的。那個時候工程師分為9個級別?!拔母铩币院?,職稱評定基本形成了制度。工程師職稱分為工程師和高級工程師兩種。雖然人事部門也指定了學歷要求等一些硬性標準,但是評定的具體標準和細則還是各個單位自己掌握的,沒有統一的標準,基本上也是靠工齡來晉升。
目前,在我國大部分國有企業中,技術職稱還是同薪酬掛鉤的。因此,很多人被評為工程師,基本是解決薪酬問題。雖然人事部門和行業協會也制定了一些硬性標準,但評定的具體細則還是由各個單位自己掌握。因此,各個單位工程師的水平有很大差距,也出現了很多不是工程師的工程師。換句話說,大部分工程師在中國是不可流通的,一個單位的工程師到另一個單位就不一定好用。人才不能流通,完全不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的需要。
在美日等國家,工程師不是同薪酬掛鉤的,而是一種執業資格。產生的方式不是行政評定,而是由行業組織來統一考試。參加考試的人首先必須獲得由行業組織認定的大學學歷,并具備若干年的工作經驗。獲得執業資格的人,還要定期復核。我國應該建立也迫切需要建立注冊工程師制度。因為我們國家目前的工程師評定制度不能同國外接軌,不能被國際上接受,因此出現了很多麻煩。以建筑業為例,出現了不少我國企業在國際上承包的工程,從設計到施工都是我們自己做的,可是到最后我們的工程師卻不能簽字,一定要聘請外國工程師來簽。當然,他們在簽字之前也會對工程進行審核,但是他所付出的勞動同他獲得的薪酬是不成比例的。
李怡章:其實世界各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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